毛泽东“用人”之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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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看人用人总有一套独特的眼光，也有不同的办法，但目的都是为了大局，达到人尽其才的目标。
他曾说，所谓“用干部”，“就是用他的长处，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，短处得到克服”，“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”。
薄一波17岁时就成为了基层党组织的一个负责人，后来领导了山西省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。他曾三次入狱，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，先后领导并且成立了太原抗日根据地，随后又担任了鲁豫边区的一个政府副主席。
1943年11月初，薄一波如愿以偿地来到延安汇报工作，终于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毛泽东。
见面握手后后，毛主席问：“你就是薄一波同志?”
薄一波激动地回答：“是的……主席！”
毛泽东又紧紧握着薄一波的手，反复地说：“如履薄冰，如履薄冰啊！”
薄一波仔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在监狱的斗争情况，通过谈话，毛主席全面地了解了薄一波的革命经历。
1945年，毛主席在党校作关于《时局问题及其他》演讲时，对包括薄一波在内的北方白区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在酝酿中共七大中央委员、候补委员名单时，薄一波是作为候补中委提名的。但仍然有同志觉得，薄一波是从敌人的监狱里面出来的，当候补中委也不太合适，于是就找周恩来和刘少奇反映意见。
刘少奇后来向毛主席报告这个情况。毛听后，毅然说：“薄一波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？我看呢，提候补中委就不妥。”
毛主席的意见，选举前在各代表团中进行了传达。因而，时年37岁的薄一波很顺利地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。
建国后，毛主席点名让薄一波担任人民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部长。薄一波与李先念、李富春、谭震林一起被毛主席称为经济管理工作的“四大名旦”。
1946年6月22日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南线出击作战的战略计划，请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等人考虑。
围绕这一作战计划，陈毅和粟裕之间发生了争论。粟裕认为华中主力应留苏中，但陈毅坚持南线出击战略。
7月14日，陈毅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主张，敌本月大举进攻苏皖时，我军应即按原定南进计划行动，并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。粟裕不同意陈毅的这一复示，8月1日，他在一份电报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一个要“西移”，一个要“东调”，8月6日，毛泽东致电陈毅，提出：“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，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，因粟部西调过早，一则苏中人心不顺；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，如西面仗打不好，怨言必多。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（不论胜负），然后西调，各方则无话说。”
在这期间，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，相反，陈毅在淮北作战则不断受挫，特别是进攻泗县城损失较大，事实终于说服了陈毅。
8月13日，陈毅致电粟裕、谭震林：“宜就地开展局面，不必忙于西调，军委有此指示，望照办。”陈毅和粟裕之间的一场争论到此结束了。
10月15日，毛泽东在给陈毅等人的电报中说：“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（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，以免往返电商贻误商机），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。”毛泽东对陈毅仍然表示了极大的信赖。
1948年8月25日，毛泽东致电粟裕、谭震林，指定正在养病的许世友担任济南攻城部队指挥员，他看重的是许世友勇猛的作战作风。
许世友接到命令，二话不说，迅速赶往山东兵团司令部。
许世友认为，济南攻坚必须采取“牛刀子战术”：集中兵力和火力，东西并举，数把尖刀冲开血路，向守军的心脏凶狠地剜下去。
许世友给攻城各部队提出的要求是：不能摆困难，不能找借口，各自解决自己当面的问题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攻击！
最终，华东野战军历经8昼夜激战，以伤亡2.6万余人的代价攻占了号称“坚如磐石，固若金汤”的济南。
1950年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向中国求助，希望中国可以对越南提供必要的援助，帮助越南摆脱殖民统治。
一开始，毛主席听从了粟裕的举荐，选定了韦国清。后来由于韦国清身体不好，加上顾问团行动受限，毛主席便决定更换人选。
但此时换谁，却让主席一下子拿不定主意，当时正值林彪回到北京，于是朱老总便向毛主席推荐了林彪。
但毛主席听后却直接否定了：“他最不合适”。
林彪作为“战神”，按理说带兵打仗是强项，但为什么毛主席却说他不合适呢？
毛主席解释道，林彪“打仗的确是一把好手，可这次是去当参谋，要真让他去了，恐怕就是胡志明给他当参谋哦”。
朱老总一想，还真是！随后，周总理开口说：“陈赓可以出马”，毛主席沉默着思考了一会后说到，“好，这个陈赓是比较合适，就派他去越南了”。
之后陈赓在越南战场的表现，也深深地证明了毛泽东的用人独到，知人善用。林彪的性格的确不适合指挥越南军队作战，与其性格相反的陈赓用实际操作，证明了这一用人的英明。
1954年9月27日，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，而德高望重的朱德，则当选为副主席。
1957年，毛泽东不再准备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了，但谁是第二任国家主席的人选，毛泽东没推荐提名，只是说“让别人干”。周总理去问毛主席的意见，毛主席回答说“别问我”。
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中，可以做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。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，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身上。
按照惯常的做法，毛泽东不连任，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事实上，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这种观点。
朱德长期同毛泽东朝夕相处，深知他的脾气禀性。为此，朱德陷入了深思。
1958年12月29日，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，言辞恳切地说：“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：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......至于我的工作，历来听党的安排，派什么做什么，祈无顾虑。”
以后在一系列公开和私下场合，朱老总还多次说过自己比毛泽东年长七岁，由他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不符合情理，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，并再三坚持举荐刘少奇。
最终，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。
1959年4月27日，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上，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，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。
毛泽东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：“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，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，为什么是这个，而不是那个？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，我算一个，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，有时候管一点，有时候不管。经常管的是谁呢？是少奇同志。我一离开北京，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，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，现在到北京又已经l0年了。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，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。”
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“我们的朱老总”，一再赞扬他“肚量大如海”，号召党内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学习。
由此可见，毛泽东内心应该是有倾向的，但为了党内团结大局，他却不说出来。这同时也可以看出朱老总的高风亮节，以及他与毛泽东的“心心相印”。
唐朝的陈子昂曾提出“用人四忌”，即“好贤而不能任，能任而不能信，能信而不能终，能终而不能赏，虽有贤人，终不可用矣”。
从毛泽东的识人用人之道，可知他是知人善任的。
知人在先，善任在后，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础，善任是知人的延伸和深化。
毛泽东认为，“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，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，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”。
毛泽东曾说：“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；但是，专搞政治，不懂技术，不懂业务，也不行。”